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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浮梦录 - 镂斐迪中国国情报告①:皇权与民

中美浮梦录 | 镂斐迪中国国情报告①:皇权与民主 【按语】

1871年初,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镂斐迪给国务卿写了一份长长的“中国国情报告”,以期为美国了解中国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背景知识。此后一个半世纪,中美之间增进了了解,也积淀下误解,在21世纪的今天打开镂斐迪的故纸堆,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并不遥远,而在以近代欧美为标杆的近代化之路上奔跑了许多年的我们,对本国历史的认知或许还可以有别的尺度。

1871年1月10日,也就是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寒风肆虐。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在毗邻紫禁城的东江米巷的公使馆内,完成了一篇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发给了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1869-1877),作为美国政府拟定对华政策之时的背景参考。

镂斐迪是1869年在加州被任命为第三任驻华公使的,于1870年4月20日在北京走马上任,“镂斐迪”是清朝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称呼他的中文名字。镂氏曾在 1862-1863年担任国会众议员,1863-1867年出任第九任加州州长,在官场的摸爬滚打中历练出了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镂斐迪在北京任上写这篇报告的时候,距离中美签订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刚好27年,离第一任美国公使蒲安臣入驻北京则不满9年。那时,虽然已有大量中国移民抵达美国,美国传教士也早已蜂拥入华,但美国政坛高层总体上对中国的情况仍旧是不了解的。1870年夏在天津爆发的中国民众攻击法英美等国的领事馆和外国传教士的案件的余波此时尚未散尽,中外关系因此教案仍在低谷之中。当此之时,如何应对中国局势亦属当务之急。镂斐迪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

在浩如烟海的中美外交文书中,镂斐迪的这份报告并不起眼,各种围绕大事件展开的中美关系史中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但它并非没有价值,也不应该被埋没。报告提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并尝试做出回答。这也是美国官方关于中国国情的首份长篇报告。

多元的中国与现代的我们

理解中国并非易事,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多元的文化,即便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也不敢轻言“懂了”。

192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了一个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中国人对古代史的叙述有一种趋势:年代愈往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而且古史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顾氏因此成为“疑古学派”的领军人物,亦即后来“古史辨派”的开山鼻祖。在此之前的1909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也提出过“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本不存在,不过是春秋战国后中国史书创造出来的神话角色。到了顾颉刚那里,则更直接地表述为“大禹是条虫”,一时间,学界震动。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对于有关尧舜禹的记载,今天的我们是否就比20世纪初那批学者知道的更多了呢?又或者,我们其实还是走在顾颉刚所说的“层累而放大的”历史之路上呢?

如果说上古时代是因为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才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的话,那明清时代动辄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好像足以构建很多翔实可靠的历史了。其实不然。核心问题并不在资料的多寡,而在于如何穿透层累地构成的认知,回归历史本身。而这也恰是我们为什么要读镂斐迪这份中国报告的原因了。

我们面对着层累地造成的清代历史观,但和顾氏所言的古史观不同,有关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历史叙述大抵遵循一种“套路”:基于二元对立的近代化理论,片面理解、批评甚或贬低清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在我们全面卷入近代化及又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之后,这些片面理解加速地叠加,层累地构成了我们对清代的认知,以致时代愈靠近今日,我们愈是认为——清代社会与我们今天是截然二分的,前者是“落后的”,而今才是“进步的”。历史因此成为真正的故往,而不再与今日发生现实层面上的联结,于是,我们又可以放心地回头认可那单一线性的历史观,甚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然而,镂斐迪的中国报告告诉我们,实情并非如此。许多今天我们用以批评清朝“落后”、“停滞”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钥匙。用我们现在的思维、话语及标准去考察、框定乃至评判过去,难免会扭曲历史,在偏差之上再加一层,更无从“认识你自己”了。有人主张我们在考察过去的时候,采用“情景带入”的方法,类似于哲学所谓“同情之理解”,我深以为然。

差不多二十年前,尚在读书的我第一次在美国外交文书中读到镂氏这份长篇报告。其中有关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令人眼前一亮,作者谈到的一些事情至今仍为学界所争辩,其研究路数和术语150年来也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被超越。

十多年后,我在美国开设一门中美关系史的课程,这篇报告自然成为阅读材料之一。美国学生很感兴趣,比照中美关系之现状,不停询问各种问题。对于中国的年轻人而言,这份美国公使的中国情况报告或许也是有趣的,至少可以看出当日作者所见所思的中美两个国家、两个世界和两种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仍时不时地反映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

以下是笔者对镂氏报告的翻译及解析,为方便阅读,添加了小标题:

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

第一部分?总论和行政情况

这份报告不是要复述中国的历史,也不是要预见中国的未来,而只是尽可能精确可靠地描述中国的现状。中国和中国人的多元化,要求观察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的观察,即便是相同的资料,不同理念的人也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而每个结论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的。

中国是一个多维的、充满差异的国度。关于这个国家,没有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是安全可靠的——如果说有50个例子可以说明“真相是真”,那么也会有100个例子证明“真相是假”。对于中国政府的描述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一样。

镂氏所言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在身份政治成为时髦的今天,不少人张口就来“中国如何如何”“中国人如何如何”,殊不知脱离了具体的场景和上下文,如此概括性的表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如果自上而下地看,中国政治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行政权力,必然使政府倾向一种绝对的专制主义(absolute despotism)。但如果自下而上地看,又会发现民主(democracy)渗透在政府构架的各个层面,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为民意所左右。在中国政治中,专制与民主同时存在,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是混合在一起。皇帝享受依照个人意志而行动的绝对权威,但并非不受传统和先例的约束,皇帝的旨意如果违背了臣民的意愿,则往往鲜有成效。

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混合”属性,看上去高高在上的皇权其实受到政治及社会机制的多重约束。就明清两朝而言,相关体制的运作可以参考阅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孔飞利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理论上,皇帝是昊天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是一切法律的根基;他当然也是中国这片土地的领主,是这个国家一切资源的所有者,是春耕秋收、飞黄腾达的源泉;所有16岁到60岁的男性随时听他调遣,为他效命。如果事实也是如此,这会是地球上最强的皇权,以一人之意识凌驾于四万万人之上,可谓举世无双。但事与愿违,中华帝国政府的权力并不强大,甚至可以说是虚弱,它对臣民的控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非真实的。

镂氏了解汉朝董仲舒以降天授君权的理论,皇帝即“天子”。报告所言即是我们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写作报告的1871年,中国政府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回变的剧烈冲击,元气大伤,地方督抚的权力空前增加,故而镂氏有中央控制力十分虚弱的观察。

中国分为十八行省,设省政府,其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命。理论上,省政府的职能在于协助中央对地方行使行政及司法的权力,但事实上,这些省份从各个角度看都更像是独立的藩属国(independent tributary states),如果不是省府官员系任命这一点,几乎感受不到中央权力的威严在哪里。在美国,有很多人推崇“州权”(State rights),对他们来说,中国省政府的运作不啻梦想照进现实。

这里所谓中国十八省,是一种狭义的概念,指的是从明朝十五布政使司演变而来的内地十八行省,并没有包括清朝设置将军或大臣管辖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领土,在镂氏写报告的1871年,新疆和台湾还都没有单独建省。实际上,清朝至少自康熙朝以来,省份列表远不止18个,“东三省”也一直出现在清代文书之中。

镂氏把行省视为藩属国,一来可能是受到美国联邦制度的影响,二来可能是对各省内贡制度(例如各省每年都要进贡朝廷)有所接触所致。此外,当时太平天国平息没多久,晚清督抚权力正处于膨胀过程之中,镂氏对地方权力的感知相对明显。

1900年左右广东中国学校一个小男孩儿手绘的“大清国十八省”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50*50厘米,彩色,编号2002626767),本图只显示了部分清朝中国领土

省府官员们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在各自的辖区内大权统揽。他们发放地契、征收地租,确定税率及征税方式,并确保税款的征收——实际税额比中央要求的年税更高,多出的部分用于补贴省政府的花销;如果有特别支出的话,省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征税来补贴急用。省府官员负有维持各自辖区内和平安定的责任,包括击退入侵之敌和镇压叛乱,有必要的话,还得拉起军队并养活其营伍。所有这些并无法律成规可依循,而被视为地方官员分内之事,一旦出了什么乱子,中央政府往往归咎于地方官员的无能,进而将其革职或降级。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之制度,镂氏遂从三权的角度考察中国地方政权的运作。报告提及各种征税途径,系咸丰同治年间朝廷为了四处镇压各地起义而放手让地方官征税的做法。例如,1853年江苏试点征收税率为一厘的商业税“厘金”,厘金后来变成晚清财税的重要来源,直到1931年才被民国政府最终废止。至于对地方官员的惩处一节,可能与刚刚过去的天津教案有关,镂氏目睹了北京朝廷对相关地方官员的处置。

根据中国的法律,玩忽职守和舞弊枉法一样要受到惩罚,甚至是更严重的惩罚。如果出现叛乱,那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镇压下去。参照前例,流匪往往被招安,朝廷给他们一官半职或是一些银子,解散他们的武装。假如必须动用武力,那就是马基雅维利那一套了,“必须消灭干净,这是更安全的做法,留下活口就等于留下了后患”。镇压叛乱的责任主要在当地政府,虽然临近省份也可能出钱出人协助镇压,但通常各省需要独自维护地方上的和平与稳定。

地方要员可以推荐、任命下辖属官。这些推荐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极少出现迁延不批的情况,所以推荐也就等同于任命。这样一来,帝国的官场就出现了地方派别,尽管理论上所有官员都是皇帝本人亲自任命的。

这里讲的是晚清官场的各种人际网络的构成途径之一。由于时局不安,朝廷十分倚重地方督抚举荐贤能,而这些地方官又连成一片,组成一张张官网,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和曾的门徒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以及李鸿章提携的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就是典型例子。

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清廷批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推荐袁世凯为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奏折。此后十年,袁世凯一直受李鸿章节制,也被视为李氏门生。这也是袁世凯发家史的关键一步。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可谓前浪保举后浪,一以贯来。

第二部分?教育和科举考试:皓首穷经与学以致用的矛盾

理论上,所有官职只由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来充任,所有候选人都得参加教育考试,只有那些通过考试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当官。只要把书读好了,哪怕出身再卑微,也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这套规则严格而公平,放在任何国家都是难能可贵的。帝国现今大部分高官都出身低微,便是明证。这套体制在中国已经沿袭了近1100年,历经内战和朝代更迭而屹立不动,比任何其他管理原则都更深刻地嵌于帝国肌理之中,也更为其人民所遵从。朝廷政策及其背后的动机千变万化,治理原则往往随之改变和调整,只有这套考试制度是唯一的例外。

此系谈论科举制度,这套制度终结于1905年。之所以说“学而优则仕”只是理论上的,是因为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经过科举的以保举等其他各种方式踏入仕途的人。例如,左宗棠虽早年就乡试中举,却三次会试不中(即考了9年),后通过幕府踏进官场。而随左宗棠西征平定新疆的刘锦堂,是以军功出任新建的新疆省的首任巡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会试光绪皇帝钦点的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四川人骆成骧(1865-1926)的殿试卷之开篇

为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帝国制订并采取一系列严格的措施来防范舞弊。我确信这套体制仍在有效地运作,并非有名无实。许多外国人注意到中国政治里的“卖官”现象,财政困难时,这是充实国库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我认为这里卖的更多是“官衔”(rank)而不是官位(office)。可以购买的官衔类似于美国军队那种荣誉晋升衔(brevet rank),只是荣誉的,并不享受薪俸。一个捐了官衔的人自然有资格做官,但真正得到朝廷任命的只是少数。

清朝朝廷非常看重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性。距离镂氏报告12年前的咸丰八年(1858),顺天曾发生一起乡试科场舞弊案,当时的主考官是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柏葰,涉及收受考生贿赂,最后被处斩。此案震动一时,足见朝廷对国家抡才大典公平性的重视。镂氏也提到了当时的卖官鬻爵之风,捐纳乃中国历朝弊政,明清仍很盛行。例如雍正朝名臣李卫就是捐纳出身,到了晚清时节,内忧外患导致国库亏空,捐纳更是泛滥已极,官爵、实缺官位都在买卖。

这套考试体制最大的弊端在于读书无用,书本知识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学只教授《圣经旧约》以及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学生们的毕业大考只要求他们熟练掌握这三门垂死的语言并精确引述《摩西五经》《诗篇》和《箴言》,那会是个什么样子?!这并非夸张的描述,中国教育的本质就是如此。

这个国家的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消耗了学子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到头来对人民对朝廷竟然毫无实用价值。

上述两段评论的是科举中的必读书目四书五经,镂氏作为类比的几本是基督教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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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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